http://it.sohu.com/20120216/n334948329.shtml 

黄慰文

雄伟壮丽的青藏高原对于人们总是散发着无限的吸引力。虔诚的朝圣者把晶莹的雪山看作是涤荡尘世俗念、提升自我心境的圣地。直插云天的冰峰是探险家磨炼意志、测量人与自然较量的试金石。以探究人文与自然奥秘为乐趣的旅行家涉足雪域高原，则是为了最大限度满足自已无限的猎奇欲望。那么，对于以揭示自然规律为己任的科学家，青藏高原又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可以用简单的话语概括的话，这片“世界屋脊”——地球上的“第三极”就是他们的圣殿，是取之不尽并用来造福人类的科学宝库。当然，他们依各自的研究领域而对不同的方面情有独钟。就地质、地理学家而言，高原上的冰川、地壳运动、大气环流、高原生态、矿产、植被、动物，等等，无一不是绝好的研究课题。作为地学组成部分的史前考古学，最值得关心的当属青藏高原与人类起源的关系以及早期人类对它的开发。

这里曾经是人类的摇篮吗？ 

自19世纪中叶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从猿到人的进化理论以来，人们就关心起地球什么地方能够找到猿和人之间的“缺环”，即最古老的人类化石。20世纪初年，学术界曾热烈开展过关于地球上“什么地方是人类的摇篮？”的讨论。有人说是非洲，也有人说是亚洲。而相对来说，后面的主张在当时更为流行。因为，亚洲的热带地区（苏门答腊岛）今天仍生活着和人类非常亲近的大猩猩（它们被当地人称为“奥兰乌旦”，意思是“林中人”），而在喜马拉雅山南坡的西瓦立克地区（今巴基斯坦境内和印度西北部）已经发现了腊玛古猿化石。另外，今天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早在1890年就开始陆续发现当时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类化石——直立人（Homo erectus）化石（俗称“爪哇人”）。20年后的1921～1923年，这种化石又在北京周口店的一处洞穴堆积层被发现。它就是我们熟悉的“北京人”。而当时，欧洲和非洲都还没有上述那么充足的证据。

在提倡“亚洲说”的学者中，美国著名的地质学家葛利普 （A·W·Grabau）是非常热心的一位。他曾为此发表了不少论述。在他晚年的一份书稿里，他用图解和不小的篇幅解释了他的主张。他认为：距今几千万年前，喜马拉雅山山脉的间歇性抬升，使青藏高原和它北面的中亚气候逐渐变凉变干，森林逐渐收缩而草原不断扩大。环境的急剧变化迫使原先生活在森林里的古猿改变习性，下地行走并逐步适应开阔地带的生活。它们终于变成人类。而喜马拉雅山以南地区的气候环境则没有发生类似的变化，那里的猿类仍可在森林里生活而不必改变原有的习性。他强调指出：当时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区具有上述青藏高原那种独特的生态条件。他进而明确地说：西藏就是人类的摇篮（《我们生活的地球》（THE WORD WE LIVE IN），葛利普遗作，1961年于台湾出版）。

藏北色林错东南湖岸阶地的石器 

与“亚洲说”唱对台戏的是“非洲说”。1959年，在位于东非大裂谷带的奥杜韦遗址（坦桑尼亚境内）发现一种比直立人原始、后来被正式命名为能人（Homo habilis）的化石和共生的石制工具（石器）。它们的年代为距今１８０万年，比爪哇人和北京人化石几乎早１００万年。随后，在东非、南非陆续发现更多的能人化石和石器。人类化石的年代可以早到距今２００万年或更早一些，而最古老的石器的年代达到距今２６０万年左右。与此同时，非洲出土了许多古猿化石。其中，和人类很接近的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化石尤其丰富。它们的生存年代从距今100万年一直回溯到６００万年。另外，古环境研究显示，从距今二千多万年起，随着非洲高原的不断上升而引起气候频繁波动。热带雨林面积不断收缩而稀树草原日益扩大，为从猿到人的转变提供了理想的环境。上述研究成果使“人类摇篮”争论的天平开始向“非洲说”倾斜。而且，这种状态一直保持到今天。

然而，近二三十年来，随着亚洲、尤其是中国的一些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新进展，对“非洲说”提出强大挑战。首先，20世纪60年代在爪哇发现的古老的直立人——“佩宁人”（原先叫莫佐克陀人）化石的年代，经反复测定，证实为距今180万年左右。其次，近年在喜马拉雅山南坡的拉瓦尔品第高原发现一些石器，年代可能为距今100～200万年。再其次，在华北黄土高原，在陕西发现的蓝田直立人化石，年代为距今115万年或更早一些。其后在内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过渡地带的河北省泥河湾盆地，陆续发现早于距今100万年的石器，有些达到距今140多万年。在南方，在云贵高原发现的云南元谋直立人化石年代为距今170万年左右。近年在长江上游三峡地区出土了距今200万年的“巫山人”化石和石器（遗址今属重庆市境内）。在长江下游安徽繁昌又发现一批引人注意的石器和骨器，其年代比巫山的材料还早，可能达到距今240万年。以上考古材料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外围，其年代直追非洲那些最古老的人类化石和石器。

无论是“亚洲说”还是“非洲说”，在人类起源问题上都遵循着“人类单一地区起源”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古猿首先在亚洲或非洲某个地区转变成人，然后才向周围地区迁移、扩散。和这种学说对立的是“人类多地区起源”学说。它认为从猿到人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进化过程，既不会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在一个地区走完每个步骤才向四周扩散。这种学说由德国著名人类学家魏敦瑞 (F·Weidenreich）提出。他在人类学界享有很高威望，从1936年起就主持周口店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研究。不过，他的多地区起源说很少有人响应，后来几乎被人们遗忘了。上述亚洲的新发现可能使这种长期被冷落的学说复活。至少，它更加符合目前亚洲、非洲两地考古材料在年代上大体持平的事实。不久前，中国地质学家分析了由东亚季风区、印度季风区和西非季风区组成的北半球中、低纬度地区季风区的古气候资料，发现三地近300万年的气候转换周期在时间上大体同步，而总趋势是干旱程度逐渐增加和季节性越来越明显。以上事实表明亚非季风可能有相同的起源与演化背景，而这正可以表明人类多地区起源说有一定道理。地质学研究还表明，青藏高原的隆起对亚洲乃至全球气候的变化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因此，青藏高原研究对于弄清人类起源与进化问题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人类对青藏高原的开发 

青藏高原的史前考古对考古学家来说是一项具有强大吸引力的事业。然而，高原上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又常常令他们望而却步。20世纪初年，一些西方人曾到过与云南、四川邻近的藏东地区考察史前遗迹，但收获甚微。1956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赵宗溥教授等到青藏高原考察地质，在格尔木以南的三叉口至那曲的路上发现4处史前遗址，采集到一批打制石器。这批材料由考古学家邱中郎研究后发表在1958年第2卷2～3期《古脊椎动物学报》上。这大概是中国科学家涉足青藏高原史前考古的最早记录。中国科学院从70年代开始，多次组织大规模的综合考察队奔赴青藏高原各个部分，开展以地质和环境为主要内容的考察活动。参加单位不仅有许多国内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80年代以后还有一些外国科学家参加。中国地质科学院也组织了类似的考察活动。上述考察活动虽然主要以地质和环境为主要目标，但却发现一大批史前考古材料，证实了高原上存在早期人类活动的事实。

根据已经发现的材料，青藏高原的史前人类活动有两个特别繁盛的时期。离目前最近的一期发生在距今7500～3000年。这是距今10000年开始的全新世（也叫冰后期）以来全球气候最好的时期，被地质学家叫作“气候最适宜期”。世界上以几条大河为中心的古代文明，如青藏高原邻近的黄河流域文明、长江流域文明和恒河流域文明都是在这时发展起来的。它们以发达的农业为标志，定居村落、石器（包括打制、磨制和细石器）工业、制陶、纺织、墓地等成为这个时期文化的重要成分。位于藏东澜沧江河谷的昌都卡若遗址是高原上这期史前文化的杰出代表。这处发现于1977年，随后两年里由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四川大学组织发掘的遗址，揭露出大批房址、砾石路面、石围圈、灰坑、石制品、骨制品、陶片、装饰品、兽骨、鸟骨、贝壳和谷子遗骸等遗物。经过鉴定，兽骨有猕猴、兔、鼠兔、家鼠、旱獭、狐、猪、马鹿、狍、牛、藏原羊、青羊和鬣羚等野生动物，反映一种比今日温暖和潮湿的气候。孢粉分析的植被亦显示出同样的特点。卡若遗址的年代经放射性碳测定为距今5500～4300年。类似的遗址也普遍见于雅鲁藏布江流域和青海的黄河上游等河谷，也有些分布到高原上的湖区，不过保存状况不及卡若。

高原上时代较早一期史前人类活动出现在距今30000～23000年左右。这个时期的人类活动范围似乎明显地大于上述年代较晚的一期。除了一些分布在河谷地带外，主要集中在藏北高原和青海的湖区。例如，藏北的第二大湖色林错和青海柴达木盆地的小柴旦都发现了十分重要的石器遗址。经中国科学院地质局地球物理研究所测定，前者的放射性碳年代为距今约24000年，后者为距今30000年。这个时期属于全球最近一次冰期（又称“末次冰期”）中的一个暖期。当时的环境尽管可能不及上述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好，但也相对温暖和潮湿。由于覆盖在湖盆四周山地上的冰川消融加快，充沛的流水注入低洼地带，使整个高原处于一个高湖面时期。今天分开的许多湖泊，当时实际上是串连在一起的大湖。湖泊周围则是绿草如茵的草地。成群的野马、野驴、牦牛、鹿等食草动物出没其间。它们成为以打猎为生的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捕猎对象。当时的人们制作和使用的石器留在比今日湖面高数十米以至上百米的古湖滨阶地上。从距今23000年起至15000年是气候最严酷的时期，被称为“末次冰期最盛期”或“末次盛冰期”。此时冰川面积大大扩展，藏北高原大部分地方可能都覆盖在厚厚的冰层之下。无论是兽群还是人类都无法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生存。他们只好离开那里而迁到河谷地带去。距今10000年起，全球进入具有间冰期特点的全新世。随着气温回升，冰川面积迅速缩小，湖泊也因水源补充不足而迅速收缩，藏北高原进入低湖面时期。尽管气温高于冰期，但降水不足，整个生态环境因干旱而日益恶化。高原上出现大面积的无人区。

青藏高原早期人类与外界的联系 

关于青藏高原的早期人类活动另一个人们感兴趣的议题，就是这里的史前文化的主人是谁？它与周围地区的联系情形如何？由于迄今为止考古学家尚未在高原上发现古人类化石，所以无法对前一个问题作出直接而明确的答案。不过，考古学可以通过对考古遗物（对史前时代来说主要是数量最大的石制工具）的技术和类型学分析，了解这种考古文化的来龙去脉，最后对文化的主人是谁作出判断。卡若文化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又以细石器工业最惹人瞩目。它以楔状、柱状、锥状细石核和两侧平行的细石叶为特征。这种工业和邻近的四川西部、新疆塔里木盆地、华北、西伯利亚以至北美的细石器文化属于同一技术传统，而不同于帕米尔高原、里海以西以地中海为中心的非洲、欧洲的几何形细石器文化。至于南亚的细石器情形如何，我们因手头缺少参考文献而无法作出判断。至于以藏北高原和柴达木湖打制石器为代表的旧石器文化，其技术与类型可以和云贵高原、华北、西伯利亚、中亚以至东欧的旧石器中期、晚期文化对比。这一现象生动地反映出处于末次冰期中的远古猎人在旧大陆（亚、欧、非三洲）中、高纬度的冰缘地区（即冰川外围的草原、苔原地带），为追逐兽群而频繁迁移的事实。青藏高原和它的外围虽然地理位置靠南，但因地势高而具有中、高纬度地区类似的生态环境，十分适于远古猎人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