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 艳

科学精神名家谈

最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出的一封公开信在科技界引起广泛关注，这份声明谈及的“优青”“杰青”等人才项目被异化使用的问题正是近年来备受争议的人才“帽子”问题。

实际上，“帽子”压倒一切，西部科研人才大量外流，评价体系不客观等都被认为是科技界面临的“大问题”。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古生物学家周忠和看来，眼下的许多问题，都出在利益当先、功利主义的根上，这一切与我们倡导的科学精神是明显相悖的。所以周忠和说，功利主义让我们离科学精神越来越远了。

　功利主义是追求科学精神的拦路虎 

科技日报：您认为科学共同体在科学精神范畴内，最大的不足是什么？

周忠和：尽管每个人对科学精神的认识会有不同，但有些共性的、本质的东西是被大家普遍认同的。科学精神是在科研实践中形成的一套价值、行为规范和信念，兼具科学属性和文化属性。我把它归纳为求真务实、探索创新、理性质疑，也可以精简概括为“求真，探索，质疑”六个字。

因为要求真，所以我们要诚信；因为要探索，所以我们必须有好奇心；因为要质疑，所以我们要有批判精神，这每一条都是有深意的。但是现在，不管是人们对科学的理解，还是科研人员对自身的定位和要求都有很强的功利主义色彩，尽管原因可能很复杂。

这样的结果就是，在科研管理上眼光不够长远、唯应用论价值；对人才的评价上，不以科研人员的水平和成果为准则，“帽子”满天飞；科学家在个人选择上也是利益为先，人才流动唯利是图。

这种功利至上的局面一天不改变，科学精神的普及就不可能真正实现。

　功利是多维度的，根子在文化 

科技日报：您觉得我们在哪些具体方面存在功利至上的问题呢？

周忠和：在我看来，我们的功利主义是多维度、全方位的。

首先，社会上不少人认为我们发展科学，就要立马见成效，需要短期内在GDP上有所反映。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科学的发展不能首先考虑实用性。科学的本质是人类对于自然的求知与探索，继而被应用到社会各方面，对社会经济、人类生活产生影响。

其次，我们的一些科研团队首先考虑的不是科学问题是否重大，而是项目是否容易申请到，是不是保证能出成果等因素，所以研究方向总体上热门多、冷门及风险高的不多；跟踪多，原创不多。但如果想要有重大原创性成果，除了常说的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科学问题的多样性选择与基于个人兴趣的探索也是十分重要的。

其实，科学家们也常忧虑科学精神匮乏，希望政府能采取这样或那样更有效的措施。然而，理想很灿烂，现实很无奈。功利主义的指挥棒如此强大，于是，不少的科研人员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聪明地选择了“适应”环境。随波逐流还不容易？

科技日报：功利主义与文化有什么关系？

周忠和：我觉得需要说明的是，科研人员作为个体，往往也是无助的。在一定的学术生态环境中，个人能够选择的余地其实是有限的。或者再换一个角度看，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本身有很多不符合科学精神的地方，有很多功利主义的因素，不是一时一地能改变的。我们的教育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功利主义主导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到了研究阶段指望他脑洞大开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既然要倡导科学精神，那就必须要求这个社会跳出功利主义，有更长远的眼光和格局。

　让功利主义没市场，要有制度更要动真刀子 

科技日报：功利的问题存在多年，该如何解决呢？

周忠和：这不太容易。什么东西沉淀到了文化中，改起来都不容易。这可能比生态环境治理还要复杂。如何破局呢？在我看来，关键还是两个词：制度与执行。首先要做的就是解决“指挥棒”的问题，科学共同体也是社会大环境的一部分，评价体系不改，其他再多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其次，对于科技界现存的学术浮躁或者是急功近利等方面的问题，其实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关键是如何逐步解决。相关的规定我们出了不少，我要说的是，仅有制度是不够的，再好的制度也要执行才有价值。

比如院士评选的过程中有些候选人会找人、会打招呼，但明明有规定不允许这么做，那么做了的人就必须受到惩罚，发现一起处理一起，以后自然就不会有人再犯。但现状是，有人这么做了好像也没什么事，那些遵守规则的人会怎么想，他们会不会觉得不公平？会不会后悔？

我认为科学精神的意义和影响力超越科学本身，宣扬科学精神比普及科学知识更重要。科学精神的树立是提高国民科学素养的重要方面，是国家创新发展的先决条件。科学共同体有责任、有义务从自己做起，从制度着手，让科学精神立起来。

（科技日报北京6月2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