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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功利主义让我们远离了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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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18-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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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 艳

科学精神名家谈

最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出的一封公开信在科技界引起广泛关注,这份声明谈及的“优青”“杰青”等人才项目被异化使用的问题正是近年来备受争议的人才“帽子”问题。

实际上,“帽子”压倒一切,西部科研人才大量外流,评价体系不客观等都被认为是科技界面临的“大问题”。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古生物学家周忠和看来,眼下的许多问题,都出在利益当先、功利主义的根上,这一切与我们倡导的科学精神是明显相悖的。所以周忠和说,功利主义让我们离科学精神越来越远了。

 功利主义是追求科学精神的拦路虎 

科技日报:您认为科学共同体在科学精神范畴内,最大的不足是什么?

周忠和:尽管每个人对科学精神的认识会有不同,但有些共性的、本质的东西是被大家普遍认同的。科学精神是在科研实践中形成的一套价值、行为规范和信念,兼具科学属性和文化属性。我把它归纳为求真务实、探索创新、理性质疑,也可以精简概括为“求真,探索,质疑”六个字。

因为要求真,所以我们要诚信;因为要探索,所以我们必须有好奇心;因为要质疑,所以我们要有批判精神,这每一条都是有深意的。但是现在,不管是人们对科学的理解,还是科研人员对自身的定位和要求都有很强的功利主义色彩,尽管原因可能很复杂。

这样的结果就是,在科研管理上眼光不够长远、唯应用论价值;对人才的评价上,不以科研人员的水平和成果为准则,“帽子”满天飞;科学家在个人选择上也是利益为先,人才流动唯利是图。

这种功利至上的局面一天不改变,科学精神的普及就不可能真正实现。

 功利是多维度的,根子在文化 

科技日报:您觉得我们在哪些具体方面存在功利至上的问题呢?

周忠和:在我看来,我们的功利主义是多维度、全方位的。

首先,社会上不少人认为我们发展科学,就要立马见成效,需要短期内在GDP上有所反映。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科学的发展不能首先考虑实用性。科学的本质是人类对于自然的求知与探索,继而被应用到社会各方面,对社会经济、人类生活产生影响。

其次,我们的一些科研团队首先考虑的不是科学问题是否重大,而是项目是否容易申请到,是不是保证能出成果等因素,所以研究方向总体上热门多、冷门及风险高的不多;跟踪多,原创不多。但如果想要有重大原创性成果,除了常说的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科学问题的多样性选择与基于个人兴趣的探索也是十分重要的。

其实,科学家们也常忧虑科学精神匮乏,希望政府能采取这样或那样更有效的措施。然而,理想很灿烂,现实很无奈。功利主义的指挥棒如此强大,于是,不少的科研人员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聪明地选择了“适应”环境。随波逐流还不容易?

科技日报:功利主义与文化有什么关系?

周忠和:我觉得需要说明的是,科研人员作为个体,往往也是无助的。在一定的学术生态环境中,个人能够选择的余地其实是有限的。或者再换一个角度看,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本身有很多不符合科学精神的地方,有很多功利主义的因素,不是一时一地能改变的。我们的教育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功利主义主导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到了研究阶段指望他脑洞大开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既然要倡导科学精神,那就必须要求这个社会跳出功利主义,有更长远的眼光和格局。

 让功利主义没市场,要有制度更要动真刀子 

科技日报:功利的问题存在多年,该如何解决呢?

周忠和:这不太容易。什么东西沉淀到了文化中,改起来都不容易。这可能比生态环境治理还要复杂。如何破局呢?在我看来,关键还是两个词:制度与执行。首先要做的就是解决“指挥棒”的问题,科学共同体也是社会大环境的一部分,评价体系不改,其他再多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其次,对于科技界现存的学术浮躁或者是急功近利等方面的问题,其实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关键是如何逐步解决。相关的规定我们出了不少,我要说的是,仅有制度是不够的,再好的制度也要执行才有价值。

比如院士评选的过程中有些候选人会找人、会打招呼,但明明有规定不允许这么做,那么做了的人就必须受到惩罚,发现一起处理一起,以后自然就不会有人再犯。但现状是,有人这么做了好像也没什么事,那些遵守规则的人会怎么想,他们会不会觉得不公平?会不会后悔?

我认为科学精神的意义和影响力超越科学本身,宣扬科学精神比普及科学知识更重要。科学精神的树立是提高国民科学素养的重要方面,是国家创新发展的先决条件。科学共同体有责任、有义务从自己做起,从制度着手,让科学精神立起来。

(科技日报北京6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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