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洞沟遗址是我国发现、发掘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因其出土带有强烈的欧洲旧石器中(莫斯特文化)、晚(奥瑞纳文化)过渡期面貌的石制品，以及存在大石叶和小石片两套石工业类型而备受关注。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考古队在水洞沟遗址边沟河两岸进行较大规模的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水洞沟遗址第7地点发现于2002年，位于水洞沟遗址核心区，2003年至2005年中科院古脊椎所高星研究员带领的联合考古队共进行三次系统发掘，揭露35个水平层，面积25平方米，出土包含石制品、动物化石、鸵鸟皮及装饰品等文化遗物上万件，光释光年代初步测定表明古人类在该地点活动的年代大致发生在距今2.7-2.5万年，属旧石器时代晚期。近期《人类学学报》刊发了该项考古发掘报告，该地点的考古发现和发掘扩大了古人类在水洞沟遗址的活动范围，出土遗物为探讨古人类于晚更新世在水洞沟遗址生存行为和方式提供了难得的考古材料。

水洞沟遗址第7地点位于水洞沟遗址核心区第1地点东南110°方向约300米处。地理位置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临河乡水洞沟，海拔1205米。遗址埋藏在边沟河左岸第二级基座阶地，文化层为灰白-灰黄-灰绿色粉砂及黏土质粉砂，厚度在3米以上，遗址堆积后期局部受到小规模水流改造，但石制品组合基本保留了制作完成后的总体面貌。

水洞沟遗址第7地点共出土各类石质标本10934件，其中的1033件小砾石和岩块，其表面均无打击痕迹，排除人为因素而成。石制品总体大小以微型(<20毫米)和小型(20-50毫米)标本为主，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废片、石器、砸击品和打制工具等类型。废片数量最多，9617件，占97.13%；石核、石器和打制工具分别为106、121和5件，另有52件砸击类产品。研究人员根据对9901件石制品统计结果，认为该遗址地点的石制品是一个以废片类为主要类型的组合，形成于小型古湖的岸边，石制品制作完成后虽局部经水流的改造，但搬运距离很近，文化遗物基本保留了古人类活动后原始面貌。

据文章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裴树文研究员介绍，水洞沟遗址第7地点石制品的原料总体以硅质白云岩为主(33.23％)，其次为燧石(28.41％)和硅质灰岩(20.66％)，石英岩(9.89％)、石英(4.51％)和石英砂岩(2.22％)较少，而其他类型原料包括玉髓、粉砂岩、片岩、花岗岩和火山岩等仅有占1.08%。所有石制品原料均可在水洞沟边沟河两岸的第二级和第三级阶地底部发育的砾石层中找到，推测古人类对石制品原料的获取采取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策略进行。

水洞沟遗址第7地点石制品是一个包含石核、废片、石器、砸击品和打制工具但以废片为主体的组合。石器毛坯以完整石片为主，其次为破碎石片，此外石核和断块也占一定比例。锤击法为剥片的基本方法，砸击法被偶尔使用，刮削器为石器的主要类型。石器工业总体显示北方小型石片石器传统。

研究人员在水洞沟遗址第7地点还发掘出土上千件动物化石和大小不等的鸵鸟蛋蛋皮碎片34件。动物化石大多较为破碎，经初步鉴定主要种类有兔、狐、狼、鹿、水牛、普氏羚羊、马、蒙古野驴和鸵鸟等。鸵鸟蛋蛋皮碎片中有2件为加工而成的环状装饰品，一面经过磨制且较平整，另一面光滑圆润，四周有加工留下的痕迹，但多部位经过打磨而光滑。

水洞沟遗址地处我国北方黄土与荒漠草原过渡区，近期的研究表明，石叶技术的拥有者可能来自西北方的一支早期现代人，但该地区同时还生活着熟练掌握华北传统石片石器技术的人群，他们可能发生过融合与交流，共同繁衍、演化成我们今天的人类。因此对水洞沟遗址第7地点遗址成因和出土遗物的进一步研究将为探讨更新世晚期古人类在水洞沟地区的适应生存行为、中国现代人及行为的起源、扩散、技术交流与传播以及人类对干旱-半干旱区环境适应等诸多学术问题有重要意义。

该研究获得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的资助。

                                 图1 水洞沟遗址第7地点出土的石核（裴树文供图）

                         图2 水洞沟遗址第7地点出土的部分石叶和完整石片（裴树文供图）

 图3 水洞沟遗址第7地点出土的石器；1砍砸器，2-3刮削器，4尖状器，5齿状器，6凹缺器（裴树文供图）

                         图4 水洞沟遗址第7地点出土的部分砸击品 （裴树文供图）

                               图5 水洞沟遗址第7地点出土的装饰品 （裴树文供图）